和平研究

察哈尔学会与国际和平日

作者:CHARHAR 来源:察哈尔学会 2016-09-21 20:36 我要评论 (条)

编者按:每年的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 每年的国际和平日都有不同的主题,今年即将到来的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平的基本构件。 和平与发展是

编者按:每年的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每年的国际和平日都有不同的主题,2016年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平的基本构件”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作为全球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察哈尔学会历来关注世界和平,重视国际和平日的作用,为世界和平进程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2014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出席了当年的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2015年,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主任赵启正首次提出了“和主义”(Hehism)的理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刘成是研究和平学的专家。而察哈尔学会自2014年开始每年都举办“察哈尔和平对话”,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世界和平进程献计献策,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
 
今年国际和平日前夕,察哈尔学会韩国代表处挂牌成立,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和韩国首尔传媒大学校长朴承哲教授共同签署了双方合作谅解备忘录。此举成为察哈尔学会助力推进中韩关系与半岛和平进程的一招妙棋,为“和主义”思想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立下又一座重镇,也使察哈尔学会尊崇的和平理论在区域安全中起到了日益深远的调解作用。
 
近年来,针对“和主义”与和平学的研究,学会研究员和相关会议嘉宾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讲话,有的重要研究成果产生了相当影响。值此2016年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特摘编其中公开发表的部分以飨读者。所谓扮演的角色,实为智库建言谋策、妙手著文之本位,却也很重要。
 
 
韩方明(讲话)国际和平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埋头于经济建设,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随着国际影响力上升,近年来,中国开始越来越强调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积极有为地承担国际责任,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安全理念,致力于推动设立区域安全架构。2014年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一亚洲安全观的核心是治理亚洲安全问题,构建长治久安的亚洲安全秩序。
 
——韩方明:《长治久安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和任务》(在2014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赵启正(文章)和主义
 
中国的“和”包含着“和平”“和谐”“和善”“和解”“和为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多种意思,是处理国家之间、个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至高的理想标准,西方没有这种概念,西方语汇体系中也没有一个词可以完全与之对应。所以,如果要把“和”字原汁原味地传播出去,最好能以其读音进入西方语言,为避免一个音节“he”在西方语言中难以流行,不妨译作“Hehism”(和主义)。这个词简单明了,非常富有传播力。我们不要勉强在西方语汇体系中找近义词附会,以免使“和”的思想被人为偏折或删减。当然,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用外国人听得明白的话语向世界解释好、传播好中国“和”的思想。这确实需要我们下很大功夫!
 
——赵启正:《向世界传播“和主义”》(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2期,作者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原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主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和主义:赵启正、吕凤鼎、关呈远、赵进军、邢悦
 
咱们在和外国人开展公共外交时,支柱是中国文化。我们所有的观点应该是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并结合当今的世界形态。但我们如何用一个词语来表达中国文化呢?中国的“和”字含义特别丰富,对应英文10个、20个都对得出来,对应中文自己包括,和气、和善、和平,“我和你”的“和”也是“和”。
 
讲“和主义”,它的道理就在于我们以前讲“和思想”也好,讲“和文化”也好,都不是那么太透彻,我总觉得“和”到底是什么和,“和解”是一个方向,“和谐”是一个方向,“和而不同”是一个方向,到底是什么?中国这个古老思想到底是什么?就是“中庸”,再说得多一点儿就是辩证统一,这和现在有点儿结合了,就是不同的东西,把两极端的东西给去掉,然后取其中和大家利益都一致的东西,就“和”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有张有弛。我们强调的不是对立,不是冲突,不是那种矛盾的尖锐。
 
但在谈“和”的时候,还应该承认一个问题,那就是冲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经常存在的,仗是经常打,不同意见经常有。在这种情况下,“和”一直都保持了其作为中国文化一大要素的基本特点,极不容易,值得研究。“和”是在解决分歧、消除冲突的过程中延续,又为解决新分歧、消除新冲突发挥作用。这对今天有现实意义。
 
现在,外交上在讲到中国古代文化跟当前我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时,提到最多的是“和为贵”与“和而不同”。“和为贵”当然指的是以和平、和气为贵,也指中国人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这是中国制定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和”是一种价值,但是“和”从来没有在人类任何一个阶段中被当成第一价值。当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为了生存去斗争、抗争、反抗的时候,这跟他的价值是不违背的,因为生存是他的第一价值,对于所有的人类都是这样。这就可以解释,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断有战争、斗争,但那都是逼到了尽头的。中国人的忍耐力是非常大的,只有逼到了一定的境地,他才去反抗,而且这种反抗是做人的本能、人的本性使然。
 
——赵启正、吕凤鼎、关呈远、赵进军、邢悦:《“和主义”:中国公共外交的内核》(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2期,作者:赵启正;吕凤鼎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原驻瑞典大使;关呈远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原驻欧盟使团长、大使;赵进军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原驻法国兼驻摩纳哥大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外交学院原院长;邢悦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义桅(文章)和主义
 
我们要的是包容,而不是对抗。不仅如此,中国应该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价值基础,这是希望之所在。“和主义”的提出也不是要推翻哪种价值,而是从复兴中华文明开始说起,提倡包容与创新。讨论“和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的包容互鉴,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间的和谐。中国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是没有被西方殖民过的古老东方文明,这是中国“和主义”价值观的源泉。当然“和主义”的规范性与制度性建设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可变性。
 
——王义桅:《“和主义”是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切入点》(原载于《察哈尔快讯》2015年总第77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范磊(文章)和主义
 
当前中国需要一个在新形势下的新话语体系来概括我们的社会和思想。“和主义”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和”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和”也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背景。我们应当将“和”这种传统思想与当前发展形势相结合,赋予其新的内涵。同时,在对外宣传时也应注意符合国际语言惯例。充分了解当前国际上的规则与习惯,从而在传播中避免以前犯过的错误。
 
——范磊:《“和主义”如何进行对外传播?》(原载于《察哈尔快讯》2015年总第77期,作者系山东政法学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陈水胜(文章)和主义
 
“和”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弘扬和创新“和”“合”精神,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主义”。“和主义”包含了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与和谐世界三个层次,具备严谨的内在逻辑,是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并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不断得到验证。坚持和推广“和主义”,对于发展中外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水胜:《“和主义”: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3期,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国务院侨办文化司主任科员。)
 
柯银斌(文章)和平学
 
在和平学指导下的公共外交必将产生更好的成效。在中国,公共外交就是“大外事”,诸多涉外部门需要用公共外交的理念和方法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工作。无论中外,公共外交主要是在“术”的层面,如何更好地提升国家形象和增强软实力。如果把和平学引入公共外交领域,和平学的价值性将使公共外交达到“道”“术”之结合,必将在国际、国家、本组织三个层面产生更好的成效。
 
——柯银斌:《中国公共外交需要和平学》(原载于《南方日报》,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时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
 
刘成(文章)和平学
 
和平学 (Peace Studies)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在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历史 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地理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宗教研究,性别研究等学科的基础上,探寻通过和平手段,达到预防、消减和化解冲突的目的,实现冲突各方的共赢。和平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重点是研究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
 
——刘成:《和平学的核心内涵》(原载于《察哈尔快讯》2014年总第45期,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某个地区发生问题了,如何解决?通过邻国,通过联邦活动,通过联合国,通过跨国家非暴力行动,有甘地倡导的和平军,还有其他各种途径。当然它的基础是非暴力的。另外,我们知道人身在迷宫中,无法判断哪边是出路,所以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超越我们所在的系统,才知道哪边是解决的方案,哪边是出路。我们解决南海问题,不能在南海内部进行,我们要把我们的视野开阔,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即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我们相信也许会找到这么一个视野。在我看来,解决南海问题的和平学是一种理论范式也是一种实践途径。
 
——刘成:《从和平学的路径出发来探讨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原载于《察哈尔快讯》2015年总第70期。)
 
 
 
和平学:柯银斌、约翰·加尔通
 
和平实践更重要,对话是双方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途径。公共外交遵循的是国家体系,但是随着当今世界日益国际化,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国家体系正在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公共外交更多的是看重言语上的争斗,而和平外交更多的是创新,用新的思维方式解决争端,运用各种力量解决争端。
 
——柯银斌、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和平学视野下的公共外交》(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作者:柯银斌;约翰·加尔通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和平学泰斗,“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TRANSCEND)”、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创始人。)
 
 
“国际和平日”的由来
 
1981年11月3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36/67号决议,决定将每年9月大会常会开幕的日期,即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正式定为国际和平日,供所有各国和人民在自己内部以及在彼此之间,纪念和加强和平的理想”。
 
2001年9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55/282号决议,决定自2002年起,“国际和平日”纪念日期确定为每年9月21日。决议中提到:“宣布此后,国际和平日应成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并邀请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55/282号决议还邀请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世界各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以各种适当方式(包括教育和公众宣传)庆祝国际和平日并同联合国合作实现全球停火。
 
2016年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平的基本构件”(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uilding Blocks for Peace)。2016年国际和平日联合国中文官方网站 http://www.un.org/zh/events/peaceday/

来源:察哈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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