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政治

族群和谐:人类的共同追求

作者:范磊 来源:《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2016-10-10 09:56 我要评论 (条)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他们相信,除了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他们相信,除了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哈洛德?伊萨克(Harold R. Issacs)
 

如果通过自媒体抱怨自己的邻居婚礼太吵,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可能也就是抱怨者发发牢骚,或者还会得到网友的安慰,事后见了邻居也不见得就会翻脸。假使这种牢骚满腹用词过于激烈,充其量也就是引来网友的更多吐槽,同样七嘴八舌地激烈议论一番,又或者也不排除邻居知道了会来道歉的可能性,最终一般也会以“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得以妥善解决。可是,2012年的新加坡却有幕,但是新加坡族群和谐大局中的不和谐音符并不会完全消除。
 
2014年8月初,就又发生了马来族男子针对华人葬礼发表歧视性言论的事情,再次引发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担忧。而此前在2011年2月,一名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员在个人面簿上传了马来幼稚园儿童乘搭校车的照片后,发表涉嫌族群歧视言论,最终受到了行动党和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该团员向所有人道歉并宣布退党。
 
上述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为世界所称道,但是这种族群和谐的实现正如其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并非是理所当然得来的,而且影响族群和谐的不稳定因子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2009年7月,李显龙在参加静山民众俱乐部的种族和谐日活动时就指出,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奇迹,但是“必须了解,族群和谐是我们辛苦创造出来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官方语言,就连普通的民众心中也已经刻写下了这样的理念。笔者的一位新加坡华族朋友目前在一家马来文化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他就曾经告诉笔者:“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是我们的父辈披荆斩棘开创的,现在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依然要努力维护好,并要在将来将这份和谐交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新加坡的族群和谐已经成为人类多元族群社会发展的典范,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多元族群国家来说,要想妥善处理其国家内部的族群议题以实现消弭族群冲突、建构族群和谐的目标并不容易。就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即使不同的族群托庇于同一的政治共同体,由于族群异质性消融的不完全性,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权力博弈、规范调适、认同困境和文化角力等都会成为多元族群国家不可避免的常态性存在。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不同族群之间在利益、规范和认同等维度的结构性张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族群和谐与包容共存,使有着较大差异性的人类共同体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城市、国家乃至全世界,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宿命。
 
换言之,族群这种人类共同体的出现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性得以凝结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有着不同的肤色、语言、文化以及宗教的族群接触之后,对立与冲突、依赖与合作、同化与融合等多种行为态势都会接踵而至。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形态的国际社会中,大多数的主权国家都属于多元族群国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提升,彼此之间以跨国移民为代表的人口流动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综观当今国际社会,不难发现由单一族群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毋庸置疑,多元族群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已经成为当代乃至今后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
 
据早些时候的统计显示,当今国际社会的所有主权国家中,“由单一族群或者语言共同体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不会超过12个。在这样多元的世界体系中强调族群或者语言民族主义的行为,将是逆潮流而动的”。在如此多元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区分族群与国家、族群与民族、族群与种族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指出“族群看起来还是一个新概念”?,而当前族群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大众词语了。族群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既可以有政治、经济属性,也可以是文化群体,同时还可能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因素密切相关。与其相对应,种族则是对人类群体的自然区分,不与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等这些变量产生交互影响,而只有进一步被区分为民族和族群以后才会有相交关系。一般意义上而言,民族指的则是基于政治因素建构起来的国家层面的人类共同体,是运用国家力量对其他次国家共同体进行国家认同均质化以后而整合起来的共同体,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等相对应;而那些受到社会认可或者排斥的次国家层面人类共同体如果无法上升到国家民族地位,又会基于彼此各异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等要素而有了清晰的群体认同,并被人为建构出相应的边界,完成这一过程,这些不同的群体就又可以被界定为“族群”了。
 
由此可见,族群可以被视作构成民族的基础,又或者是民族发生分化或者碎片化之后会生成的结果。而综合来看,“在外延上族群则成为远比种族概念宽广的人类群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离散群体(如海外华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等)一般意义上也被划归到族群的范畴。二战时期美国就曾用族群概念来指称那些信奉新教的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等非英裔白人群体。?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族群>族体>民族>种族。比如种族按照肤色有黑人、黄人和白人等区区几种划分,数量划分是最少的,而同一种族所包含的族群数量却并非是简单的数字可以表达的。正是这种特点,族群作为边界范围最小的类别,将是民族和种族等不同层次的人类共同体的构成单位,所以其应用范围也就更广。
 
随着世界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即使不同的族群在国家框架下培育出统一的民族认同以后,族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符号并不会消失,“不同的人类群体正在对本群体的历史、文化、宗教、族类和领土培育着更加深刻的感情,或者说人们在重新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呼唤保留自己的历史记忆”?。当前的族群研究中,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话语与现实。但是有人却指出“族群”概念产生自西方话语体系,要慎重应用;而“民族”概念来自苏联,符合社会主义语境。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学术研究是不严谨的,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一种中性的世界性语言,它将在多元的语境中持续调适自己,在认同与排斥中培养自身的生命力,“族群概念将长期是一场不平等的权力对话”。对话中,概念的普适性将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很多文献中与族群同时使用甚至经常混用的还有种族(race)概念。如果将概念抽取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的话,不妨把民族看作政治概念,族群是文化概念,而相应的种族则是一个生理概念。种族的数量在这几个概念体系中是最少的,目前人类主要有三大种族,分别是白种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虽然每一个种族还会有具体的亚种族划分,但是这种分类标准已经基本表达了人类种群的生理特征,主要以肤色、身体结构等生理性差异进行区分,同时会与血统、遗传基因等直接相关,“一个种族……的成员即使不被他们自己也会被其他人认为在身体上是与众不同的”。
 
正如族群概念不单纯是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概念也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一样,种族本身除却生理性的属性之外,还有着其他更多特定的内涵,在该层面上不论是否存在生理属性上的事实,“种族往往与文化建构交织在一起”?。比如南非曾经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种族问题与政治议题直接相关的典型案例;美国黑人以及亚裔人群为了能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公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样也是种族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例子。同一个种族因为生活的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等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族群和民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没有白人民族,也没有黄人族群、黑人族群这样的划分,多个族群构成一个民族古已有之,多个种族构成一个国家也已成常态,美国就是典型的多元族群和多元种族的大熔炉,而“新加坡民族”(有着“新加坡人”同一认同的人类群体)内部包含着四大族群,四大族群则又分属不同的种族。随着人类社会全球性流动的不断加强以及族际通婚的增长,未来关于民族、族群、种族等不同类别的属性解读会更加复杂多样。
 
然而,对于不同的族群而言,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般都已经形成了有着本族群独特群体属性的价值规范,有持续追求的族群利益,有长期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等等,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存在着较为清晰的异质性的。如果将多元族群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类的话,一般可以存在三种力量运动形式,即斥力、张力与合力,相应地表现为三种关系状态,即冲突、竞争与合作,具体表现出来即是:斥力→冲突;张力→竞争;合力→和谐。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人类自有了共同生活的实践活动,这三种关系形态就已经贯穿其中了。
 
冷战结束后,历史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就此终结,和平、和谐与稳定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常态,长期以来遮蔽或压抑在冷战这个“大盖子”下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频繁的局部战争与暴力冲突逐渐隐去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却被烙上了清晰的族群政治印记。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由宗教和族群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冲突与内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更多新的特点,诸如美国族群问题的抬头、缅甸政府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印巴冲突中族群与宗教问题的渗透、中东地区的族群冲突、南北苏丹兄弟族群之间的硝烟等等,都在威胁着当地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难以抹掉的伤疤,甚至在相对保守的联合王国也出现了苏格兰民族分离的势头。此外,世界上日益多元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也给不少国家的内部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族群与宗教、政治、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益密切和复杂。
 
综合来看,“国内族群冲突在当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中,其范围和程度早已超过了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面对全球性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各国都在寻找一条能有效地实现多元族群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及地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治理路径,以期“文明的冲突”不会真实上演。重现到时代截面上的族群问题也早已经不再是个别国家的特例,而是成为世界各地多元族群国家所普遍面对的客观现实,这种导源于国家内部的事务在成为影响本国政治发展进程重要变量的同时,也已经跨越国家边界,成为地区性、世界性的棘手政治议题。
 
毫无疑问,族群暴力与冲突造成的冲击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人类从来都不会热衷于战争与暴力,毕竟和平与合作、和谐与稳定素来都是人类的向往。所以,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族群暴力与冲突,人类始终都在追寻化解暴力的路径,以期实现族群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的稳定与有序运行。
 
值得欣慰的是,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只要国家治理得当,族际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比例还是要远远高于冲突与战争的比例,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不论是历史上的古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唐帝国、元帝国等传统帝国,还是近代以来的英帝国、荷兰帝国、西班牙帝国等近代殖民帝国,这些国家单位要么拥有横跨多个大洲的领土,要么拥有数十个到上百个不同族群的人口,要么面临着来自域外不同文明的影响甚至是冲击,但是其统治得以有效实施、整个社会秩序相对成熟与稳定的时期,都是其疆域内各族群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时期,并进而借助这种和平与和谐的发展来引领人类社会历史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潮流,这是历史的规律。
 
以当代美国为例,这个以外来移民为主体而生的多元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接纳了来自世界不同大洲和国家的不同种族、族群的移民,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次的排斥移民运动,甚至制定过相应的排外法令,但是整体而言,包容而有活力的多元族群社会的形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其得以在近世逐渐获得“独步天下”的能力和实力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个以“种族(族群、民族)大熔炉”而著称的国度,虽然面临着更加多元化的新移民的涌入,而且主流社会也对其族群或移民政策存在较多的争论,但是整个社会对族群和谐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却从未停止过,即便是“9?11”事件发生以后,面对一触即发的国内族群冲突,很多的有识之士便自愿充当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减压阀,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主体对穆斯林社群的敌视,积极维护被视作“美国精神”的族群和谐。
 
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在经过了数个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原本历史文化就错综复杂且存在明显差异性的区域内,社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据粗略统计,该地区约有400多个族群,而“出自不同系统的形形色色的族群相互并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各不相同”?。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逐渐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从此各国又都面临着族群是否和谐、国家是否统一与社会是否稳定的迫切议题。当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治理实践开始逐渐由中央核心区域向边缘地区拓展之时,原本松散而孤立的不同族群之间开始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框架下展开互动。很自然地,部分新生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也并非完全认同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从而为此后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以致在冷战后逐渐成为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威胁,严重破坏了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比如印尼的亚齐、泰国的北大年等问题。
 
东南亚地区的族群政治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其固有的多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域气候和人种差异之外,还在于它曾受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西方殖民强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历经多次战争的影响和冲击,加上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和航路枢纽,不断涌来的域外移民更加重了该地区族群的多元与多样,使该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族群移民社会。也恰恰是这一鲜明特点,使东南亚地区各国成为族群政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选择项,处于该区域中心位置的新加坡自然也不例外。
 
新加坡可谓是先天不足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毫无腹地纵深和资源矿藏,面积仅有716.1平方公里,人口539.9万?,在地图上也只是一个“小红点”的存在。不过,虽然它有着有限的幅员、多元的族群和复杂的地缘环境,但是却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赢得了与其先天条件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它的存在与发展为族群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案例:国家虽小,却充斥着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断层线”?,从其社区、国家乃至整个地区层面来看,新加坡人口中所包含的族群与社会的异质性、各族群之间所具有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族群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国家在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治理方面的实践与经验等等,都展示出族群政治发展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现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和建立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等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相对平等公平的权力安排和资源配置,减少了国家与社会资源的内耗,消解了族群冲突滋生的诸多根源,从而缓和了族群关系,避免了族群冲突的发生,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多元一体”族群治理模式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多元族群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这一成功局面的形成除了得力于政府与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也不能忽视新加坡各族群在“新加坡国家”框架内同心同德、和谐共荣的积极认同。各族群在平等多元的基础上,透过政府的积极主导和族群与社会层面的积极参与,逐渐塑造出“新加坡人”的国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整体价值观。
 
新加坡在族群治理领域的成功为世界其他多元族群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较为直观的图像。但是,总的来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日趋多元化的潮流引领下,却并没有借助优质的多元化治理而将这个原本色彩斑斓的世界整合成一个和谐稳定的人类“桃源”。不过,不容置疑的是,在多元族群国家中,族群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唯一性始终是一个普遍存在又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帝国及霸权体制一般都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多样性否定的基础上,所以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族群问题,冷战的结束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族群意识,族群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棘手议题。同样是多元族群社会,为什么有的国家族群冲突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而有的国家却族群和谐、政治稳定且经济繁荣?冲突的根源在哪里,和谐的动因又是什么?是否有普适性的族群治理模式来解决多元族群社会的族群问题?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本书尝试通过对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的解读,增进读者对这个多元族群社会的认识的同时,也展开自己对如何实现人类的多元族群社会“善治”的思考。

摘自范磊著《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 : 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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